打麻将的老头老太太里面有一个苏婆婆最胆小。她立即对奶奶说：“拦住她，别让她乱说乱动。”奶奶忧烦的说：“她就是嚷嚷，其实不会去的。”我听了奶奶的解释，泄了气，于是躺下来数绵羊。旁边是激烈的麻将牌的撞击声，而我就躺在一旁的床上神游四海。我忽然感觉到一种人生的况味，这种况味就是人要学会包容别人的爱好。只要别人的爱好不打扰到自己就应该尽可能的容许和接受。只有容许和接受了别人和自己的不一样，人生才会真的丰满并福气盈天。
我渐渐睡着，并觉得苏婆婆很可笑，她竟然以为我真的会去派出所举报。直到后来我才听说就在几年前的文革时期，这种儿子举报老子，妻子举报丈夫，甚至母亲举报女儿的事是真实发生了的。不仅真实发生，而且多得很，简直不胜枚举。我暗暗心惊，觉得苏婆婆其实是一个饱经沧桑的智者，她见识过太多的背叛和出卖，所以才会立即叫奶奶阻止我的“正义之举”。倒是奶奶不惊不乍，显出一种老江湖的超凡智慧。
渐渐的，我对打麻将上了心。每次奶奶打麻将，我都会站在奶奶身后观摩。不知道是我也有超凡智慧，还是麻将牌的规则并不复杂。没看几天我就学会了打麻将。奶奶惊讶的说：“你学会了？这很好，以后你可以陪我打。”我的麻将瘾由此萌发，从此开启了我短暂的麻将生涯。
在我认识的小孩子里面，我是唯一一个会打麻将的。李奇不会，兰姐姐不会，甚至连蒋兵都不会打麻将，但我打起麻将来却溜得很。我可以做到拿一张牌，看一张牌，再留意场子里倒下的一张牌。奶奶很得意的对福大爷说：“她真的会打，就是还不会看番。”“看番”是当时麻将的专用术语。其实后来成都人开始打“推倒胡”，就根本不用看番了。所以我打的其实是未来的超前麻将，领先奶奶整整一个时代。
二姑妈住在一个深宅大院里。有的时候奶奶会带我和蒋兵去她家打麻将。可是打麻将的人只有奶奶，二姑妈和大姑妈。三缺一，所以我就上场了。我充分展现了自己的麻将天分，摸牌出牌听牌一气呵成。我一连胡了好几把牌，连大姑妈都啧啧称奇的说：“真是神了，她要什么牌有什么牌。”
唯一的遗憾是我的手太小，码牌太慢。所以她们三个就常常停下来等我码牌。几圈麻将下来，她们三个就变得不耐烦了。当然也可能是她们觉得我的气运太旺，和我打麻将讨不了好。所以，二姑爹一下班。她们就让二姑爹顶替了我的麻将位置。我光荣下岗，自己去看电视了。
我会打麻将的名声渐渐在亲戚朋友间流传开来。连回外婆家，外公都会让我上场打一圈麻将。妈妈笑我是“小赌棍”。外婆则另有一番想法：“她会打麻将是好的，证明她聪明。有的小孩子呆头呆脑的，连一根针都拿不好。”外婆说这话的时候，惠茹就在旁边。惠茹把嘴一撇，不开心的走掉了。后来惠茹和外婆一直不亲，我觉得就有这次外婆“不公正”的评价的缘故。
后来我上了中学，有一次去张张家玩。张张家住在一个院坝里，据说是军队大院。要知道张张爸爸是个大校军官，差一点就是将军了，厉害着呢！张张爸爸正在和几个男人喝茶，旁边就是两桌麻将。张张妈妈坐在其中一张桌子上，而我作为来客被邀请上了另外一张麻将桌打麻将。
和我同桌的有一个老婆婆，还有一对年轻夫妻。我们四个开始酣战。这一次打麻将我的手气一如既往的好。我连连胡牌，竟然稳坐吃三注。老婆婆的脸色越打越难看，那对年轻夫妻也不断惊呼：“天啦，她要什么牌有什么牌。甚至她打出手了的牌还会再回来！”
我有一点微微脸红。我并不想赢钱，但我控制不住的总是胡牌。这可愁死我了。我心一横，没意思，不打了！我对老婆婆和年轻夫妻说：“结账吧，我不打了。”说“结账”这个词的时候，我是大着胆子说的。我觉得自己有一点像澳门赌场里的老手或者是赌神周润发。可我其实并不想赢钱啊，为什么我不能大大方方的起身离开呢？为什么我要叫别人“结账”呢？百思不得其解。
老婆婆从裤子口袋里摸出一摞钞票数给我，年轻夫妻也把账结了。我既得意又有点惴惴不安的拿着钞票离开牌桌。我恍然看见张张妈妈眼神飘飘忽忽的望了我一眼，好像在说：“哪家的小孩子把钱赢走了啊？”张张拉着我到他房间去玩电脑游戏。可我的心还在麻将桌子上，我觉得自己有点不地道。怎么个不地道法呢？我又说不太上来。总之我觉得自己赢了钱，还主动让别人“结账”很没有风度，一点不大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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