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把烟蒂按灭在船板上，烟头滋的一声，热气短暂升起，很快被海风卷走，散进黑沉沉的水里。那小子走了，没回应一句关于报社的话，只低头盯着水面，他的倒影在浪花间晃荡，碎成一片片灰蒙的光斑。我没追问他，年轻人总有自己的心事，藏得深，偶尔从眼底漏出来，也只是让人心里微微一沉。
报社的日子，从我刚入行那会儿起，就没多大变化。那是二十多年前，我刚满二十，从乡下挤电车进城，报社藏在一条窄巷的旧楼里，三层高，楼梯踩上去微微晃动，木板发出低低的呻吟，像老人的膝盖在夜里隐隐作痛。第一天，主编把我叫到桌前，递过来一台打字机，键盘掉色泛黄，按键上残留着前任留下的指印，按下去时有点卡顿，弹回来的感觉迟钝，却带着一种沉甸甸的重量，仿佛每一击都敲在骨头上。“从小新闻开始吧，”他说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桌上咖啡杯留着褐色的圈痕，杯沿裂了一道细口，凉风一吹，苦味就飘出来，“跑腿，写短稿，别急着先想大事。”
我坐在角落，前辈佐藤的工位就在旁边。他四十上下，领带总是松松垮垮，领口有点毛边，却每天按时来，早早坐下，推开椅子时发出轻微的吱呀声。跟着他跑新闻，是我最常做的事。
早上，他会先泡一杯速溶咖啡，杯子旧了，边沿有细小的裂纹，热水冲进去时，蒸汽升腾起来，苦味瞬间充斥整个房间，混着窗外传来的街噪声——汽车喇叭、行人脚步、远处电车的油味。我们出门时，他背着录音笔和笔记本，我提着相机，镜头盖上积了油和某些灰，指尖抹开时留下一道模糊的痕迹，凉凉的金属感吸在掌心。
一次，去郊外采访一个小火灾，仓库烧了半边，黑烟还在天上盘旋，像一团没散的乌云，风一吹，灰烬纷纷落下，落在衣袖上，细细的，带着焦糊的涩味。现场围了人，消防车的水管在地上蜿蜒，水洼里反射出残破的墙壁和闪烁的红灯。佐藤挤进去，问消防员，问围观的邻居，他用的声音不高，却适宜，录音笔举得牢，胳膊被人群推搡，皮肤擦出红痕，汗水顺着额角滑下，滴在领口。他不急，笔记写得密密麻麻，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。回来的路上，他靠在电车座椅上，闭眼养神，睫毛在脸颊投下细影，车厢晃动时，他的肩膀微微跟着节奏起伏。我偷看他，手背上的老茧厚厚一层，像常年握笔磨出来的，粗糙却显得可靠。我问他累不累，他睁眼笑笑，嘴角扯出一道浅浅的纹：“习惯了。新闻这东西，等不得，一错过就没了。”
工作间隙，我们在报社楼下的小店吃午饭，便当简单，饭菜凉了，米粒微微硬，酱油的咸味渗进每口，咬下去时牙齿碰到一点脆骨，发出细碎的声响。他吃得慢，会偶尔停筷，看窗外行人，停在一家三口身上，孩子拽着父母的手，笑声传进来，细细的，像远处的空调水滴声。他没说话，只继续吃，筷子尖碰着饭盒边，眼神却柔和了些。那时我还不懂，只觉得他眼里有点空，后来才知道，那是家里的影子，偶尔晃一下，就过去了，像阳光穿过云层，短暂却足以暖和。
下班后，常是六点多，天黑下来，巷子里的灯一盏盏亮起，照得地面湿湿的，像刚下过雨，鞋底踩上去发出轻微的啪嗒声。我们一起走一段路，他家在反方向，电车站不同，可他总多陪我几站。一次，加班到晚，稿子改了又改，灯泡嗡嗡响，照得眼睛发涩，键盘敲击声在空荡的房间回荡，像心跳在夜里放大。出了楼，他点烟，我也要了一支，烟雾在冷空气中升起，慢慢散开，缠绕在路灯的光晕里。我们站在路口，他忽然说起家事：“孩子大了，不听话。老婆抱怨，我听着，也没话回。”他的声音低，烟灰掉在地上，没踩灭，就那么灰灰的躺着，风一吹，微微颤动。我问严重吗，他摇摇头，呼出一口烟：“不严重。吵完，睡一觉，第二天还是一起吃早饭。锅里的汤咕嘟咕嘟，孩子揉着眼睛进来，头发乱糟糟的。日子就这样，裂了，补上，继续过。”
另一次，下班早了点，他邀我去小酒馆，两杯清酒下肚，酒味淡而暖，杯子在桌上留下一圈水痕，灯光映在酒液上，微微晃动。他喝着喝着，话多了些：“结婚十五年了，总有不顺心的时候。家里水管漏，孩子考砸，钱不够花。可早上醒来，她还在旁边呼吸，热热的，翻身时胳膊碰着我，我就觉得，也还行。”他笑笑，眼角皱纹深了些，像刀刻的痕迹，却带着柔软的光。我听着，心里有点酸，又有点羡慕。那种寻常的裂痕，被日常的饭菜、早晚的问候一点点填平，不完美，却结实，像旧衣上的补丁，摸上去粗糙，却暖和。
洋子的事，那时也偶尔掺进来。我回老家探亲时，看她抱着婴儿，日子苦涩，却也坚持了下来。娱乐变成平时安静地抽烟。我想拉她来城里，她摇头：“我差不多习惯了。”后来我入行久了，才明白，有些井，人宁愿待在里面，已经不愿爬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