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个周四的白天是完全正常的一天，她上午改完了一版内页，中午和同组的人拼桌吃了饭，下午开了一个十五分钟的对齐会，五点半之后部门的人开始陆续走，她留下来收尾，这一天里没有任何征兆，没有一封邮件，没有一个眼神，没有一次路过，他把知情这件事藏得干干净净，藏到最后一刻才拿出来。事后她想，这可能才是最应该害怕的部分：不是他知道了，是他知道了之后还能面不改色，等到一个他认为合适的时间。
六点半，设计部大多数人已经散了，谢朝朝还在收尾一个渐变的细节，头没抬，听见旁边有人停下来，走了，以为是哪个同事路过，继续画，然后听见了他的声音。
"跟我来。"
她抬头，裴以深站在她工位旁边，西装外套还在，手里没有拿任何东西，神情是平的，那种平里面有一种她已经开始熟悉的东西，不是愤怒，是已经把事情想清楚了的那种平。
谢朝朝把画笔放下，锁了屏幕，站起来，跟着他走。
走廊里只有他们两个人的脚步声，她跟在他侧后方一步半的距离，脑子在这一段路上高速运转，把辩护方案过了一遍：她可以说不知道名单，这是真的；她可以说还没动笔，这也是真的；她可以说签约前没看细则，这是真的但说出来等于自认失职。三条路线各有各的问题，共同的问题是它们都建立在"他要跟她讲道理"这个前提上，而这个前提在过去十一天里没有得到过任何一次验证。
他在前面走，背影和平时没有区别，步速也没有区别，这个没有区别比任何一种明显的愤怒都难办，她连他生没生气都判断不了，只能跟着走。
他带她去的是里侧的备用会议室，不是他的办公室。
会议室比办公室大，但家具更少，没有台灯，顶灯开着，光是白的，比办公室的暖光更冷，把房间里的每个细节都照得清楚。长条会议桌，八把椅子，白板上上一场会议的字迹擦得只剩边角的一点残线，靠墙一个储物柜，百叶窗拉了一半。这个房间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公司配发的，标准的，无个性的，在这里发生的事情连房间本身都不会记得。
他进来，直接走到靠墙的储物柜前，弯腰拉开最下层的抽屉，从里面取出一根绳子，放在了会议桌上。
谢朝朝站在门口，看着那根绳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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